然而自东晋以来,吴蜀两地的民风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。蜀人不肯再作“易可化诱”的顺民。据史籍所载,时而“侨旧翕然并反”;时而“断流为暴,郡县不能禁”。益州(今四川成都平原)刺史也由众人凯觎的肥缺变成望而生畏的“繁任”。蜀地民风由“敦朴”、“懦弱”一变为“乐祸贪乱”[28]。与此同时,江南民风则不断疲软。孙恩、卢循作乱时,晋军主帅不敢使用吴兵攻阵,声言:“吴人不习战,若前驱失利,必败我军,可在后为声援。”[29]进入南朝,“南人怯懦”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。到齐梁之时,社会上下,弥漫着文弱怯懦之风。官僚贵族“肤危骨柔,不堪行步,体羸气弱,不耐寒暑”,“出则车舆,入则扶持,效郭之内,无乘马者”。甚者听到马叫,“莫不震慑”,竟说:“正是虎,何故名为马乎?”[30]不仅社会上层柔靡脆弱,就是一般百姓也不再“轻死易发”了。隋统一时,这里“君子(指上层人物——引者注)尚礼,庸庶(指平民百姓)敦庞,故风俗澄清,而道教隆洽”,极受《隋书·地理志》的推崇。
蜀地的民风,在秦时是“轻易淫泆,柔弱褊阸”,汉初转为“好文刺讥,贵慕权势”。而在晋初复变为“敦朴”、“服化”,非常驯服。班固讲前一变化是蜀郡太守文翁实施教化不成的结果。我们认为后一变化是刘备、诸葛亮以法治蜀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