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‘又被她的丈夫赶出门，’”阿托斯说。
“‘因为她被烙过印，’”达达尼昂接着说。
“唔！”波托斯嚷道，“不可能！她不是想派人杀掉她的小叔子吗？”
“是的”。
“她曾结过婚？”阿拉米斯问。
“是的。”
“那她丈夫发现了她肩膀上烙有一朵百合花吗？”波托斯大声问道。
“是的。”
这三个“是的”都是从阿托斯口中说出的，但每一个“是的”语调一次比一次忧郁。
“那朵百合花谁看见过？”阿拉米斯问。
“达达尼昂和我，或者说得确切些，按照时间的顺序，我和达达尼昂，”阿托斯回答说。
“那个可怕的女人的丈夫还活着？”阿拉米斯问。
“他还活着。”
“你能肯定？”
“我能肯定。”
接着是一阵冷静的沉默，在这冷静的沉默中，各人根据自己的本性体味着自身的感受。
“这一次，”阿托斯首先打破沉默，“达达尼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提纲，我们首先要写的正是这个。”
“嘿！你说得对，阿托斯，”阿拉米斯说，“起草一篇东西是很棘手的。就连掌玺大臣先生要写一封这种力度的书简也会束手无策，但他起草一份案件笔录却得心应手。管它呢！请各位肃静，我要写啦。”
阿拉米斯果然手执鹅杆，思考片刻，随后，用一种秀丽的女性小楷书法，写了八到十行字，接着，他用一种柔和而缓慢的声调，仿佛每一个词都被推敲过似的，抑扬顿挫地读了起：
